一、剪不断、理还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分析
我们如果把世界经济看作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便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复杂多变，并且变化极不均匀，普遍存在着混沌运动。混沌的长期行为不可预测，只要系统处于混沌区，我们就无法对它的长期行为做出预测。①现实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复杂化，许多国家的经济工作者都有同感，即科技愈发展，经济愈发达，经济活动愈难以操作，人们认识事物和控制的能力似乎越来越有限。索罗斯最终把他的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是受到量子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启示，他深感金融业“毫无量性可言”。美国桑塔非研究所在复杂系统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这一自称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学科认为，必须改变自牛顿以来主导科学进程的直线与简单化的思想束缚，充分认识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进化的复杂系统，现有科学尚无法解释和驾驭，而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趋于平衡的能力。②在世界经济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的元素——众多主权国家、经济集团之间的分化组合、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使世界经济形势经常漂浮不定、动荡不安。尽管可以通过系统各元素或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使系统暂时稳定下来，而更多的时候则由于系统各元素或子系统间的竞争引致系统的波动，一旦条件成熟，这种波动在关联作用下就会形成巨波，一旦波动得以放大，就会引致系统离开原来相对稳定状态，诱发很多冲突，产生很多矛盾。
首先是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大都选择市场经济，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功能，但也会出现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市场失灵现象，迫切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纠正市场失灵。现有的三大世界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难以承担世界政府角色，造成宏观调控的缺位。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演绎成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如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可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少调节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各跨国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并导致世界经济的起伏不定、动荡和危机。
其次，民族性与全球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将变得更复杂，并发展成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表现在：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世界性逐渐融合、消融了民族性。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顽强扩张力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同时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和扩展，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世界性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性。有趣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化态势愈益明朗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起来。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出现了民族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由于民族冲突加剧引发的战争，如原苏联的部分地区，原南斯拉夫、中部非洲以及部分西方国家的种族冲突等。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消长、民族主义凸现与困顿，也许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第三，经济全球化与两极分化的矛盾。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水平、经济实力在总体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了，而且差距极为悬殊。1950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人均为3840美元，相差23倍；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总产值为245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达9684美元，差距扩大到39倍；1994年低收入国家人均为252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则高达23420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差距扩大到94倍。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拥有的财产。全世界20%的富有者消费着6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最贫困人口只消费世界财富的1.3%。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第四，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地显露出来，空气、水的污染，森林、植被大规模破坏，土壤沙漠化严重，化学废物遍地都是。科学技术一方面创造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辉煌，另一方面很多技术以疯狂的形式掠夺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动植物正在人类的虎视之下走向毁灭、灭绝。此外，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失业与难民、爱滋病与毒品、债务与粮食危机、跨国犯罪与全球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系统内部元素运动的无序性，相互竞争的复杂性导之系统内部矛盾的多样性。总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矛盾复杂多样，层出不穷，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二、推波助澜、指数式放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效应
一个可能发生振动行为的系统，如果其振动频率与环境中某个振动系统的频率一致或接近，系统就会发生共振。由于外部系统的节奏同系统的运动节奏一致，将以最高效率向系统输入能量，若系统阻力很小，就会使其振幅不断放大，俗话所谓推波助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就系统内部看，某个局部的振荡往往会引起其他局部的振荡，因而不同局部被整合为一个系统后，很容易出现共振，发生非线性指数放大的现象，所谓病来如山倒，也是这种情形。
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为的疆界与藩篱逐渐消失，人类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经济活动不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具有十足的跨国性。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穿透力，将所有可以创造价值的人才、资金、商品与信息整合为无障碍、无疆界与无时差的单一经济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系统，各国经济可看作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与群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均深受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收缩与震荡的影响，无法抗拒，无由遁逃。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国家经济子系统的开放性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迫切需要从系统外获取能量，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国际分工的加剧又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子系统对其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从而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从系统外获取更多的能量。同时，国家经济子系统为了取得内部的有序，也必须把系统产生的熵排放到外部经济环境之中，以降低自身的熵，这又使国家加快同外部环境在物质和能量上的交换。从外部表现上看，国家经济子系统同外部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就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贸易合作、跨国投资等。在世界经济这个复杂系统中，有很多元素处于无序状态，比如国际金融，大约有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寻找机会盈利，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借助高科技，利用许多政府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心态，大肆进行金融炒作，兴风作浪。④而一旦得手，便迅速蔓延，殃及世界，发生“蝴蝶效应”。1960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文兹发现了著名的“蝴蝶效应”，他指出，在一个混浊一体的气象世界里，当各种客观条件具备时，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最佳时间和最佳地点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掀起世界另一端的台风或龙卷风。世界经济系统的波动是系统发展或有序化的诱因。系统的波动就是对系统稳定（相对稳定）状态的偏离，这种波动之所以会导致系统的改进是由于世界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毫无疑问，经济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系统的整体效应不能由系统的部分和求得。在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元素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具有了整体性行为，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微小的波动所形成局部的关联得以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波动。1997年夏在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周围的地区，对亚洲经济造成程度不小的冲击，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场危机很快冲出亚洲，向世界扩散，先是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急剧动荡，后有巴西的金融危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由于没有完全开放，中国经济系统作为世界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振动频率与其他系统不完全相同，这是中国避免发生金融共振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这次危机中顾全大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为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无私帮助，但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在外贸和国际投资方面也受到了十分明显的冲击。经过多方努力，系统的波动才慢慢平息下来，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
三、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对称现象
系统都是由很多要素组成的，每个要素由于在系统中的位置、地位不同，在系统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贝塔朗非认为，一般系统常有中心部分或主导因素，它们在整个系统中起闸柄的作用，决定着其他部分和整个系统的行为。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提出支配原理，断言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一个或几个序参量支配所有子系统的演化行为。⑤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个系统的组成元素，每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是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同，相互关系排列组合不同，所以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充满了不平衡、不平等。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