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习气不可无
魏得胜
1956年，刘少奇要求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大意是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亦即反左反冒进。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句：我不看了！邓拓夹在中间很为难。邓拓本人也赞同社论的观点，最终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入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邓拓对此有抵触情绪，就刻了枚“书生习气不可无”的图章，因而遭到批判，以致走向绝路。
什么是书生习气呢?虽不好一概而论，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不乏见。新中国成立第一年，黄裳到北京，去吴晗寓所做客，只见吴晗“房子空落落的，书架上没有书，只放引两瓶朋友送的汾酒”。身为清华大学负责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总不至于连书都没有吧?这可从吴晗给黄裳的两封信中找到答案。第一封是1949年写，吴晗在信中说：“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向轨道吧，只要有这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才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第二封是
相反，倒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先生“兴致好极了”，“他现在可以通知北京市政府，请市政府供给写作的材料”。他还“接了不少订货，他已经赶出来不少成品了”，据说，刚回国的老舍一提美国“就是一肚子气”，大致的原因，恐怕是新中国的新气象给对比出来的，当然还可能包括老舍对新生事物的冲动感这一因素。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他的祖国抱着极大兴致的书生，却在十多年后自尽了。为政治回国，又为政治殉身，老舍表现的是另一类书生的习气。
如果说，吴晗等所表现的书生气是压抑与含蓄，那么陈寅恪的书生气就显直白了。1953年中国科学院聘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所所长时，他复郭沫若、李四光函说：“允许研究所不崇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毛泽东)刘公(刘少奇)给予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一向被学界视为最能表现学人风骨、独立人格的大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