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思想应该是渐进地发展新闻自由
（一）过不好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关，就没有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 可以鲜明地提出这样的论点：如果过不好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关，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地确立。这已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实践所证明。不能把苏联、东欧的剧变仅仅看作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或背叛造成的（那是英雄史观、唯心史观），也不能仅仅看作是经济没搞上去造成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也包括没有处理好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问题。波兰借了约二百亿美元的外债，媒介不向老百姓透露真情，一味歌颂成就，团结工会利用此事要求分享媒介。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曾有一些势力从指责新闻媒介开始发难。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1)在新闻出版方面尤其是如此。我们多年来总是追求建立一种高度集权的新闻出版体制、超稳定的新闻出版秩序。但其后果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常常“稳定”在一种错误路线、错误的主流观点上。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其错误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究起来都与那种谈不上起码的自由度的新闻体制有关系，哪怕是亿万人公认的吹牛浮夸（例如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一块水稻试验田亩产超过１３万斤，广西鹿寨县某天日产生铁20.7万吨），都不能提出异议和批评；哪怕是与主流观点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见诸报端，结果整个国家、社会都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只有发展健康的新闻出版自由，能活跃一个民族的思想，有利于激发和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管理和建设国家。实践早已证明，高度集权下的超稳定的新闻出版秩序，反而使得国家和社会显得十分脆弱，老是担心出事，经不起惊涛骇浪；谋求建立这种体制，如同企图建立只能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的轮船，于国运之安泰昌隆有何益处呢？只有让执政党和政府逐步适应在较高的新闻自由度的条件下工作，人民逐步学会在新闻自由条件下择善而从，规范自己的行为，国家才能真正长治久安。这当然是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但必须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新闻学者对这一目标模式进行研究，应该受到鼓励。 二是这种超稳定，总是被若干年后一次大动荡（社会能量大爆发）所“补偿”、所“抵消”。中国古语说，“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用毛主席所的话说，“七八年又来一次”。似乎安定日子过够了，就得来一段动荡的日子。在那若干年又来一次的动荡、动乱的日子里，总有一两位过去被视为当然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受贬受责，甚至受辱。这种状况在原苏联和中国当代史上反复出现。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在台上尽管天天挨批，但下台后还能捞个建立图书馆、纪念馆什么的，我们的一些领袖人物在台上天天被夸好，不知道哪一天就一钱不值。这种说法虽然失之于刻薄，但它毕竟说明：这种不断地从安定到动荡，反复折腾多次，就会降低政治的可信度，损害党的威信。 地震理论：地壳下面的能量是很大的，总是有一些能量要寻找机会释放出来的，小释放小地震，大释放大地震。地震专家谋求的是怎样化大地震为小震，不要积小震为大震，虽然这样做不容易。 排气阀理论：社会运动中，总是要产生各种矛盾和冲撞，也会产生很大能量。是捂着、压着以保持稳定、安定呢，还是让这种能量能够找到释放的渠道，随时宣泄出来呢？如果按照前者，就会走“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道路。历史证明，此种选择极不可取。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如同大锅炉，气压太高时要通过排气阀排气。新闻媒介就是社会的排气阀、社会的安全阀。 自８０年代起，党内外就开始探寻沟通和宣泄的渠道。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可以说都是基于这种认识。现在，这种探索不能停顿，只能加快。 据悉，毛主席曾在１９７５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问张春桥，为什么美国两百年，英法三四百年不发生政变。张春桥无言以对。笔者设想，这是与那些国家的法制观念、民主观念（虽然是资本主义的）深入人心有关系，同时也与其排气阀、安全阀机制有关系。尽管总是吵吵嚷嚷，似乎一天也没有“安定”过，但是社会能量在不断地释放，所以是小震不断，大震很少。 只是美国那种过分自由放任的新闻出版体制和运作方式，不值得我们仿效，我们搞不起，也不需要搞，因为它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这种新闻自由体制，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与金钱至上为文化背景，即使在这些国家内也颇受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如“批判学派”）的非议。我们发展新闻自由，有着重视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和讲究道德、道义的儒家文化背景，善于对这种文化背景扬长避短，就有希望建立更加科学和理性的新闻出版自由体制。 这种体制的建立应该通过制定新闻出版法来实现，以法律来具体界定现阶段应该达到的新闻自由。 （二）目前不是大幅度地提高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度的时候。 我国正处在为建设市场经济，实行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容易触发的时期，因此至少最近几年内不是较快地提高新闻出版自由度的时候。笔者曾经在回答美国新闻教育访问团的提问时说：如果说，中国过去吃亏就吃在没有保障公民起码的新闻出版自由，而使“文革”压抑民意达１０年之久，那么今天我们得益也得益于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完全地放开，使我们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因而改革开放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因为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利益的再分配，如果这时让舆论多元先行，就会火上浇油，导致社会情绪化，任何改革方案都难以实现。 苏联搞公开性的教训也能给我们以启示，公开性使新闻出版界面貌大变，但短时间内一切都公开，甚至于党在几十年所犯的错误，几个月内全都搬到报纸上，一时间把党搞臭了，把国家搞乱了。这说明，新闻自由的发展不宜象炸堤泄洪，而应该是如开启水库闸门，逐步提升。
（三）在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逐步提高新闻出版自由度。 上面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从长远看，社会主义必须过好新闻出版自由关；二是从当前看，并非大幅度提高新闻出版自由度的好时机。那么就很容易引出第三层意思：从现在开始，就得逐步开些口子，渐进地发展新闻出版自由。 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现在形势很好，新闻出版只能控制得更严一些，以免破坏了这么好的形势。现在国家形势确实很好，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外舆论普遍看好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现在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人民对国家前途很有信心。新闻出版工作者当然应该以最佳的建设性的工作，推进这种好形势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腐败仍在漫延，且不少地方相当严重。人民对前途也有忧虑。党风不正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腐败导致动乱，不加强各重形式的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不足以遏制腐败，这些都是人们公认的真理。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现在正是新闻出版改革有条件、有动力的时期，同时也是不改革孕育着危险的时期。 无产阶级政治家高瞻远瞩，既关注目前，也兼顾长远。如果靠现行新闻出版体制能稳住且稳住，不思改革，反而去强化这种体制，把好日子先预支来过，以后的麻烦以后再说，乃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也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无产阶级政治家谋求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象政客那样，搞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任上乐当太平官，哪管任后洪水滔天”。那种不从长远利益计议，得过且过，不思新闻出版改革，反而觉得享其安定无忧，乃是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优越性的领导者，在原苏联、东欧大有人在。但历史证明，那最终是害了党。其中有些人甚至当初就不过是假爱党，他们真爱的不过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怕在改革中稍有变化。 现在，我们应该敢于承认和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对于新闻出版普遍有不满情绪。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罗莎. 卢森堡与列宁有一场关于出版自由等问题的争论，现在看来，卢森堡并没有错。卢森堡拥护苏维埃制度，但她认为：“没有自由的、不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2)不过，列宁当时毕竟是为了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强大的敌人扼杀在摇篮里，才在出版自由上作出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其后的几年里，新闻出版管理逐渐转为比较宽容。到１９２３年７月，全国的出版社中，有三分之一是私营的。因为列宁本意看来正如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他签署的法令指出的：“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3) 但可惜的是，苏联和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沿着这个法令指引的方向走，而是把高度集权视为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必须具有的特征。一边大力宣扬东风压倒了西风，一边又特别担心和平演变，把集中控制新闻出版业作为反和平演变理论的组成部分。党的宣传部门开过无数次会，发过大量文件，却没有一次是以讨论和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为主题的，甚至于很难见到从肯定意义上提及一下新闻、出版自由，最多不过是强调一下“百家争鸣”这个没有确定的法律涵义和法律保障的说法。结果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搞清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自由到底应该是何种面貌。 嘴巴理论：人长的嘴巴有两个主要功能，其中第一功能是吃饭，第二功能是说话。它们应是生存权、民主自由权中的基本内容。在嘴巴的第一功能获得满足以后，满足第二功能的要求就强烈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有其不正常的一面，这里暂且不谈，但显然也有其正常的一面。搞“大、公、平、穷”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人们都只为温饱问题奔忙，加上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嘴巴的第二功能就相应削弱。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好多了，政治空气宽松多了，人们得到的信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