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的批评者，似乎都对他文本的创新性充满敬畏。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文本贯通了对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是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
那些被铁链锁着的岩洞里的人，他们面向身前的岩壁，身后是他们无法看到的光源。他们只注视着光线透在岩石上的影子，并试图发现这些影子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个人挣脱了脚镣，回身看到了太阳。———柏拉图
我不是一个共同体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先知，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就像每个锁链缠身的囚徒一样），构建那些摆脱锁链、转脸看到光芒的人的表达。———库切
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三个著名的比喻，日喻说、洞喻说和线喻说。前者讲的是善的定义，线喻说类比的是知识与意见的分野；洞喻说隐含的是，人们好比是被关在洞穴中的囚徒，关于世界的认知受到很多束缚和限制，只有摆脱这些，才可能获得正确的知识，从而达到善。按照英国著名柏拉图研究专家梅林的说法，洞喻说是《理想国》最核心的部分。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家或者存在主义者们，也把走出“洞穴”当成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决不要把库切对柏拉图的引用当做是无意的。事实上，对这个第二次获得布克奖时只接受电子邮件采访的作家来说，慎言谨行是他的风格，他对自己的这个定义，其实是理解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乃至他的思想的关键。
去年10月2日早晨，芝加哥当地时间六点，斯德哥尔摩方面打电话通知库切，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对获奖十分意外，上个秋季学期，他投身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两门课，其中之一就是和哲学家乔纳森·利尔(Jonathan Lear）合开的柏拉图研究，甚至已经不记得诺贝尔奖在这个时候颁布。
库切不是萨特，也没有像前两次获布克奖时一样拒绝出席颁奖仪式，而是答应远赴斯德哥尔摩，并在2003年12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半发表题为《他和他的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如何从南非的半沙漠地带走出，逐步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作家？让我们回到他的作品和生活中去寻找答案。
艰难的逃离
约翰之于库切，好比高登·科姆斯托克之于奥威尔，重复地证实一个乡下的文学青年在大都会实现其野心的艰难。
在历次获奖（两次布克奖、耶路撒冷奖、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和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简介上，人们只知道库切1940年生于南非，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
作为一个南非人，其时愈演愈烈的种族隔离制度对库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目睹众多缘于种族制度的罪恶，却无能为力。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情黑人的库切受的是白人教育，英语是他的母语，和非洲当地黑人之间有着难以打破的隔膜。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尴尬贯穿了他早期的作品。
在自传体小说《青春》（Youth）中，青年库切在众人眼前演出了他的人生戏剧。主人公约翰在开普敦大学学习数学，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约翰生活艰难，以在图书馆兼职谋生。他梦想在伦敦找到激情，“如果女人们对亨利·米勒投怀送抱，那么，同样地，她们一定也对埃萨拉·庞德、恩斯特·海明威和其他这些年来生活在巴黎的伟大艺术家如此这般，更不用说毕加索了。”一方面怀着对激情的渴望，一方面急切想逃离“一个平庸的农村家庭、恶劣的学校教育和阿弗里咖语（当地的方言）”，他重蹈了一条奥威尔、奈保尔、但·雅格布森和其他许多文学家曾经走过的路，逃到伦敦。
然而伦敦对约翰来说也还是洞穴，而不是天堂。约翰在伦敦有几个恋人，其中一个还怀孕了。他替IBM工作，当一个计算机程序员。穷困的生活和麻烦不断的感情纠纷没有熄灭约翰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他生活在北伦敦一个拥挤的房间里，甚至把这一切当做是为艺术蒙难，时刻准备着将自己的感情转变成诗歌。约翰之于库切，好比高登·科姆斯托克之于奥威尔和里奥纳德·巴斯特之于福斯特，重复地证实一个乡下的文学青年在大都会实现其野心的艰难。
在《青春》一书冷静的语调背后，有些问题不断被提起：为什么生活如此冷酷？为什么我必须受难？为什么我不幸福？库切尽管仍处在洞穴中，但已经觉醒。小说戛然止于约翰在伦敦的生活，库切的生活则远未曲终人散：他远涉重洋，在德州大学奥斯丁校区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区任教，1972年回到开普敦大学，1984年晋升为教授。除了库切自己，谁也不知道他的逃离是否看到了太阳；但这次回归，是库切把政治隐藏于文学的隐喻、猛烈攻击种族隔离制度的开端。
从卡夫卡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广泛的阅读揭示了一种治疗模式，他认为对于拯救自己笔下的人物来说，一种向下缠绕的旅程是必须的。
政治之为文学的母题，几乎和爱情一样历久弥新。从卡夫卡的甲虫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奥威尔的敌托邦到凯尔泰斯的奥斯维辛，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和写作技巧。但库切的成就在于其作品风格多端，自如地出入于诸多前辈搭建的结构中。正如瑞典皇家学院的颂词所称的，“他以无数的伪装描绘了一个外观者（outsider）令人吃惊的卷入”，而且，“库切作品的变化多端是笔巨大的财富，没有两本小说是同一个模式的。广泛的阅读揭示了一种治疗模式，他认为对于拯救自己笔下的人物来说，一种向下缠绕的旅程是必须的。”那么，这种“向下缠绕的旅程”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库切的作品。
1974年，回到开普敦的库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昏暗之地》。这部小说用类比的方式，把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比作是荷兰对南非的殖民。其时越战爆发不久，库切又恰逢刚由美国回到南非，对越南人民的同情唤起了他自己逃离南非之前的回忆，自此开始了对南非白人群体的控诉。
第二部小说是1977年出版的《内陆深处》，则通过少女玛格达在日记中反映出来的内心世界来透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社会体系。
1983年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由是库切的世界声誉开始形成。在这部小说中，迈克尔认为生活在南非的城市面临着战乱的危险，决定带他母亲到乡下去避难。不幸的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似乎战争就跟到哪里。在乡下，他被一伙农村游击队俘虏和囚禁，最后这个兔唇男人几近发疯。库切试图通过迈克尔的生活和时代来说明，人们的生活依赖于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界定。这部小说是库切作品的第一个转变：从贝克特到卡夫卡，对白是那么利落，文字是那么简洁！
此后的《敌人》、《钢铁年代》等作品继承了卡夫卡和奥威尔等敌托邦小说的传统，在这里就不再赘述。1994年的《圣彼得堡的大师》是另外一部杰作，获得当年的“《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如果说直到《钢铁年代》，库切的作品尽管出色，也无非是奥威尔、卡夫卡或者贝克特的当代翻版，那么，从《圣彼得堡的大师》开始，他有意无意地，把这种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抗上升为政治哲学。1999年出版的《耻》更是延续了后者的进路。
在作家与教授之间
他从南非出走，又回到南非，之后再度出走的历程，也正是他逐步走出种族、阶级、国家等概念的洞穴，而获得真知的过程。
诺贝尔奖揭晓之前两个月，库切刚刚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杰出教授”称号，在名家云集的芝大，去年只有5个教授获得这项荣誉。库切于1996年进入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2001年才晋升为教授。社会思想委员会是全美独一无二的奇怪机构，以没有固定的学科研究为特色，试图打破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间森严的壁垒。在库切之前，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贝娄（Sual Bellow）也是该委员会的教授。
他从南非出走，又回到南非，之后再度出走的历程，也正是他逐步走出种族、阶级、国家等概念的洞穴，而获得真知的过程。
去年12月7日，在瑞典皇家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讲座上，库切把讲稿《他和他的人》念了一遍，语调冷静，再无他语，似乎明白这一切不过是场表演。他的冷静让人怀疑，是否正如讲稿中展示的作家和其笔下主角的关系那样，他正跳出自己，冷眼旁观这场文学的盛宴？
■ 诺奖演讲 他和他的人
他不看书，他已经失去了看书的兴趣；但写下他的冒险生涯使他养成了写作的习惯，那是一种足够愉快的消遣。夜里，在烛光下，他会取出他的纸张，削尖铅笔，写一两页和他的人有关的东西。他的人写林肯郡的水鸭，写哈里发斯伟大的死亡机器———人们只有在那可怕的刀锋落下之前解除脚上的绳索，滚下山去，才能逃脱———和许多其他事情。每到一地，他都要写些见闻，这是他首要的工作，他的这个繁忙的男人。
沿着港口的墙壁散步，他反思着哈里发斯的砍头机，他，鲁宾，他的鹦鹉习惯叫他可怜的鲁宾，掷出一块小石头，并倾听。它落水的时间是一秒，甚至少于一秒。上帝的恩赐转瞬即逝，但那涂了牛油，比石头还重的锋利的伟大钢刀难道不更快吗？该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奔忙于整个帝国，不停地写下一些见闻，从死亡的奇迹到其他？……
但现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开始对他的模仿者产生一种同志般的好感。因为现在对他来说世界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些故事；如果年轻的被禁止攻击年老的，那么他们只有永远沉默地坐着。
因而，在他的孤岛冒险记中，他告诉读者，某天夜里那只狗巨大的影子把床笼罩了，他从噩梦中醒来，以为魔鬼睡在他床上，所以他跳起来，抓起一把鞭子左右抽打保护自己，在他旁边睡着的可怜鹦鹉尖声叫起来。很多天之后他才明白，躺在他身上的既不是狗也不是魔鬼，而是中风的征兆，他的腿无法动弹，以致以为被东西压住。染上疾病象征着魔鬼的造访，或者那只狗象征魔鬼，象征着瘟疫中那个马具商的故事。所有这些事情带来的教训是，应当把魔鬼带来的邪恶痛苦，包括中风，当成伪造者或者小偷立即加以驱逐；否则他无从写下魔鬼或者瘟疫的故事。……
多年以前，当他坐下来，摆放好纸张，打算写出他在孤岛的故事；他发现没有词语涌出来，钢笔的墨水也不流了，他的手指僵硬而迟钝。但一天天过去，慢慢地，他掌握了写作，直到他和星期五在冰天雪地的北国的冒险故事流畅地在纸上写出来，甚至无须深思熟虑。
过去那种轻易的写作抛弃了他。当他坐在窗前的小写作台边，望着布里斯托的港口，他的手感觉迟缓，他的钢笔也如以前那样一度不听使唤。
他，另外一个人，他的人，发现写作更容易了吗？他写下的关于野鸭、死亡机器和瘟疫中的伦敦的故事足够流畅，但他也曾经这样写出他的故事。也许他误解了他，那个衣装整洁、步履轻快、脸上有颗黑痣的男人。也许就在此刻，他正坐在这个宽阔帝国内部某间租来的房子里，不断地搁笔，满心怀疑、犹豫，并考虑再三。
他们，他和他的人，如何被想象？就像主人和奴隶？兄弟，孪生兄弟？像亲密无间的同志？或者像敌人，世仇？他应该给这个无名的家伙什么名字？这个和他分享入夜时分乃至整个夜晚的家伙，在白天，他，鲁宾，在码头散步观察新来船只，而他的人飞奔在整个帝国写下他的见闻的时候，这个家伙并不在他身边。
这个人，在他旅行的途中，会经过布里斯托吗？他渴望见到这个家伙，和他握手，一起在码头地带散步，他会真诚地说出他去黑暗的北部的孤岛的旅行，或者写出来的冒险故事。但他害怕他们不会相遇，一辈子都不会。如果非要他就他们———他和他的人———的关系做个描述，他会写道：他们像两艘方向相反的船，一只朝东，一只朝西。或者，他们是驾驶船只的水手，一个在朝东航行的船上，一个在朝西航行的船上。他们的船擦身而过，近得足够打个招呼。但大海无情，风暴劲急：浪花溅上他们的眼睛，电线烧灼他们的手，他们彼此错过，匆忙得来不及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