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来到张家口以后,先后为铁路工人开办了一系列学习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对铁路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这使得张家口的工人们了解并逐渐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
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为主的车务工人进行大罢工,广大的铁路工人们英勇地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次罢工使得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威信大大提升,因此,党决定把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家口工人小组改为党的小组,至此,张家口的党组织基本建立起来,这为以后的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正式形成,从此,国内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起来。
在1924年10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原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国共合作及全国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所率部队改为国民军,势力范围主要在北京周边各县、甘肃、绥远和张家口等地。
由于国民军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西北地区,物资贫乏、工业落后,而此时的张家口虽然现代化工业较为落后,但与西北其他地区相比,仍是较为发达的城市,这对于国民军的供应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张家口成了国民军在西北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冯玉祥为了寻求外部的援助,一面联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谋求苏联的帮助。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冯玉祥从苏联请来了多位军事顾问,同时又从北京请到一批青年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人的到来给了国民军许多帮助,使得国民军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冯玉祥为了得到工农的支持,提高了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待遇,共产党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抓紧开展工作,这使得张家口地区的工农运动得到了发展。
虽然此时的冯玉祥对于工农的革命仍抱有戒备之心,但他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倾向革命的,通过联合共产党和苏联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便是中共与冯玉祥的早期合作,它为日后双方的再度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与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1930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以失败告终,他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蒋介石收编或消灭。失败后的冯玉祥率余部来到山西汾阳峪道河隐居,表面上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实际上,此时的冯玉祥不甘心失败,他积极派人四处联系,希望能够结成反蒋联合阵线,等到时机成熟,便可东山再起。
1931年春天,冯玉祥通过他的部下李平一,与中共山西省委取得了联系,3月,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来到峪道河,与冯玉祥进行了交谈。4月,冯玉祥派往北平负责与反蒋派别联系的赵彦卿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冯玉祥对赵彦卿说:“我也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请你回北京同吴先生[1]谈谈,欢迎他来峪道河晤面”[2]。
1931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来到北方开辟秘密工作,陈赓委托吴成方创建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中共北方特科),虽然当时中共仍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在白区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方针,但陈赓指示吴成方在北方开展工作时,“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3]。这一指导思想为北方特科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吴成方与赵彦卿取得联系后,经过商讨,吴成方决定派肖明和张祝唐到峪道河与冯玉祥进行秘密会晤,肖和张对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并与冯玉祥探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双方达成了很多共识,拟订了一份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纲领,这份纲领反映了冯玉祥对于中共的一些主张是认可的。“在中共的影响下,冯玉祥打消了几个月来的苦闷,鼓起了抗日救国的斗志,重新确立并逐渐加深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4]。
冯玉祥在确立了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后,也积极的做出行动,证明自己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冯玉祥听说中共上海中央局缺少电台,通讯困难,就主动卖了自己在北京的一所房子,将钱款由赵彦卿经肖明转赠党组织,用于购买电台。另外,冯玉祥还同意共产党在他所创立的汾阳军校中发展党组织。据统计,汾阳军校在三年内发展共产党员百余名,
还建立了“汾阳红色图书馆”,并多次派人通过党组织购买了许多马列着作和其他政治理论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 《唯物辩证法》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冯玉祥还多次向汾阳军校的师生宣传有关苏联红军的事情。这些都为汾阳军校的师生日后参与察哈尔抗日提供了思想基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号召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抵抗日寇的入侵。应南京政府的邀请,冯玉祥出席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方案,他说:“我们要抗日,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5]由于南京政府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冯玉祥的抗日主张没能被南京政府所接受。
会议结束后,冯玉祥来到上海。在此期间,宣侠父等共产党员与冯玉祥进行联系,“同宣侠父谈话后,使我对于拜金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虚伪奸滑者、寡廉鲜耻者,更进一步获得深刻的认识”[6]。可见,经过同宣侠父等人的交谈,冯玉祥的思想又有了进步。
1932年1月28日,日寇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行为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赞扬和支持。冯玉祥希望国民党当局能迅速派兵给予十九路支援,但又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最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让冯玉祥彻底失望,他痛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决定移居泰山,“努力充实学问,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出而报国尔”[7]。
1932年3月,冯玉祥来到泰山,又恢复了“隐居生活”。在此期间,上海地下党派李达到泰山给冯玉祥极其研究室讲授列宁主义和唯物史观,进行革命宣传。当时,李达和陈豹隐、邓初民、宋斐如等着名学者、专家、教授“定期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授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新政治学等课程,不断灌输马列主义,介绍国内外大事”[8]。冯玉祥对于李达等人所讲解的内容也非常感兴趣,听课非常认真,他在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曾说: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到泰山,住普照寺。乃请了许多专家、学者为我讲书。如陈豹隐先生讲新政治学,李达先生讲列宁主义。每到上课的时候,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想着自己是一个大兵出身的人,现在能有这样的专家学者来为我们讲着世界最进步的革命理论,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读书,我此时觉得如吃甘蔗,越往下咂越甜,越读越觉得它的趣味,而且越读眼越亮,心越宽。因为我所读的书,不是一般骚人雅士读来开心的书,而是救国救世界的革命理论,而是二十世纪最进步的思想学术,而是历史上的宝贵教训——这些书可以是我认识过去、现在,知将来,可以使我不错走到路,可以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定,使我时时刻刻前进”[9]。
经过与李达等人的接触,冯玉祥对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又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冯玉祥认识到,抗日与反蒋要并举,而抗日反蒋必须要集结力量,否则,抗日救国的目的终将无法实现。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日寇在攻占东北三省后,开始向热河与山海关发动进攻,平津危机。此时,中共所领导的各阶层、各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声势浩大的开展起来。
7月,肖明派赵彦卿向冯玉祥报告当时的情况,希望冯玉祥能够抓住时机,实现他抗日救国的愿望,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尽全力支持冯玉祥的抗日活动。
此时,山东的韩复榘并不支持冯玉祥抗日活动,“适逢宋哲元发表担任察哈尔省主席、宋的将领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佟麟阁等和冯的关系都很深,而且察省地处边远,在地理条件上,也比山东较易活动,因此,他就决定迁往张家口居住。他不仅希望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的掩护下进行抗日活动,更重要的是要在抗日旗帜的号召下,积蓄力量,为开创新的局面准备条件”[10]。
由于在张家口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大量的东北义勇军退居到察哈尔附近,这为组建抗日武装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兵源,因此,中共北方特科建议冯玉祥到张家口组建抗日力量。
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秘密到达张家口,住在1925年他曾住过的图书馆。11月,肖明派陈天秩和赵彦卿到张家口面见冯玉 祥,希望冯玉祥能够动员它能影响的力量,共同抗日。 随着冯玉祥与中共合作的日渐密切,他正式向中共北方特科提出派一批干部与他共同筹划组建军队的事宜。于是,吴成方派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人来到张家口,帮助冯玉祥做军事工作,派张慕陶等人去做政治工作,并成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委。随后,又派宣侠父、赵力钧等共产党员
到张家口开展工作。
到了1933年3月,抗日同盟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初现眉目。当时在张家口的军事力量主要有宋哲元二十九路军的一个团,还有陆续赶到张家口的一些杂牌,“如冯庸(北平冯庸大学校长)联系的东北流窜成股部队,马占山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以及内蒙地区的黄守中(我们在此前,曾与他建立联系)领导的队伍和察哈尔地方上的民团武装等等。还有许多已建立联系,尚未到达的部队”[11],中共北方特科希望由冯玉祥出任抗日军的总司令,并组织新的政府。
5月,中共省委派柯庆施、邹春生、王少春等人在张家口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逐步接管张慕陶等人组成的张家口特委,负责协同冯玉祥组建同盟军的工作。5月中旬,日寇包围平津,南京政府正与日本谈判签订停战协定,24日,察哈尔附近的日伪军趁机南进,占领沽源,察哈尔告急,聚集张家口的各军各地代表提议成立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战。在各方的拥戴下,冯玉祥出任抗日同盟军的总司令,5月26日,通电全国,宣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
可以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组建,是在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之下完成的。冯玉祥对北方特科的干部给予了巨大的信任,许多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例如,张慕陶担任同盟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军委会委员、常务委员,宣侠父任同盟军军委会委员,武止戈任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许多共产党员为了发动组建同盟军的武装力量到处奔走,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共产党员们的努力工作,才换来了冯玉祥的巨大信任,并最终促成了抗日同盟军的组建。
三、历史评价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民族危机的加剧是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能够摒弃前嫌,重新合作的重要前提。虽然大革命时期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但没过多久,冯玉祥就执行了蒋介石的“清党”政策,放弃了与中共的合作,而当“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不断上升,冯玉祥与中共在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而使的抗日同盟军得以建立。在同盟军的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统战政策,充分抓住了冯玉祥在中原大战战败之后极不甘心的思想和他本人极其浓厚的爱国热情这两个重要方面,并且在与冯玉祥的接触过程中,采取了正确的方法,这些都是促成同盟军建立的重要原因。
但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许多共产党员对于冯玉祥当年的“清党”一直耿耿于怀,他们对与冯玉祥仍然不够放心,时刻提防冯玉祥,这对于冯玉祥与中共的再次合作定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另外,就冯玉祥本人而言,他希望建立抗日同盟军,一方面是为了抵抗日寇的侵略,另一方面,他与中共的合作是有目的性的。冯玉祥的军队在中原大战后元气大伤,无法与蒋介石抗衡,冯玉祥希望通过中共的帮助,重新组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东山再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这些都证明了抗日同盟军中存在极其不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成为了日后抗日同盟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