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欧债危机；政策选择；发展机遇。
自2008 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也再起波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初被引起重视发生在2009 年 12 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随即愈演愈烈，但当时金融界认为希腊经济体系小，发生债务危机影响不会扩大。随后，欧洲其它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包括比利时这些外界认为较稳健的国家，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 ，都预报未来3 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希腊已非危机主角 ，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 欧债危机虽然看似局限在欧元区成员国，实则对世界各国经济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正面机遇和负面影响，中国也不例外。
一、参与救援的政策选择。
李稻葵①就呼吁解决欧债危机要讲三个原则：第一要看长远；第二要理性，第三要讲谋略。 如上述提到的，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援助欧洲确定自己的战略利益是最为重要的。只有在确保了战略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才是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参与欧洲事务，同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完善的战略机遇。 由此引申出援欧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政治博弈。 博弈中中国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有的底牌是什么， 可以获取的收益是多少，对方能作多大程度的让步。因为欧洲人实际的生活水平和享受的社会福利要远远高出中国人，对于中国而言 ，实际上唯一拥有的就是手中的外汇储备。中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义务全面担负起援助欧洲的重任，对中国而言，量力而行尤为关键。
中国要参与欧洲债务危机包括意大利债务问题的救援，那就必须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第一，在选择潜在救援方式上，多边救援的优势大于双边救援。从救援的原则出发。一旦参与救援，风险原则和主动原则是中国行动的基础。中国应该在严控风险的条件下，基于主动原则，采取审慎有序的政策，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 如果采取双边的方式，中国直接购买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券，表面看收益率比较高，具有较为明显的投资价值。但是，单一国家的债券在欧债危机深化的条件下可能出现类似希腊债务的违约和重组，这就使得这种双边方式的买入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如果采取多边方式，则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或欧洲央行合作，中国将救援资金划转给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或欧洲央行，由欧盟或欧洲央行或两者一同担保，收益率由欧盟和中方共同商定，实际上就是一种紧急贷款。或者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债券，中国购买这种债券，作为一种市场运作下的债权融资，这比直接购买单一国家的债券更加稳健。二是与IMF 合作，由 IMF 发行债券筹资救助欧洲或意大利等国家，中国购买此类债券，由 IMF 承担对中国的债务责任。 双边方式作为直接救援除了存在着巨大的债务违约风险之外，还不利于欧元区在救援政策和制度改革方面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而多边方式不但可以避免以上不利因素，还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利益。鉴于此，多边方式的参与优于双边方式。
第二，我国要考虑援助的规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拥有超过3 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能够动用的资源就很多。 首先，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和中投资产管理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资产、币种和期限结构 ，很难短时间内为增持某种资产而大幅度调整资产结构；其次，无论是外管局还是中投公司都具有一套风险管控标准，资产安全性 、流动性相对收益性更加重要；再次，意大利债券的收益率和欧洲债务危机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由此可见，中国潜在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规模应该是有限的，这也是中国参与救援风险防范的最根本体现。
第三，股权和债权的选择问题。 目前市场上讨论的救援方式大多是以债权的方式进行， 即购买欧洲和意大利等国的债券，但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比如股权。 意大利等国在面临债务问题时，需要进行财政整固，其中就包括出售国有资产。 中国可以购买意大利等国的国有资产，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人 （要意识到作为战略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作为财务投资人相比之下更为可行），主要目的在于资产的保值增值。在普通股或优先股的选择中，更看好后者，主要原因：一是这有利于规避投资审核的政治风险；二是中国不熟悉欧洲企业的运行 ，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三是优先股的回报相对固定，收益率相对较高，同时具有优先清偿地位。
第四，关于救援对象的问题。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可能导致部分欧元区国家出现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而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大部分是区内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所持有，比如希腊的债务超过90%的比例是欧元区金融机构包括欧洲央行持有。 如果一旦出现债务违约或重组， 将极大地恶化相关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引发欧元区银行业危机。
所以，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可能引发银行业危机。 2011年9 月 14 日，法国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因持有大额希腊债务被穆迪下调一个评级。 为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不仅是债务危机本身，而且还需要对银行危机的潜在爆发作出政策安排。
为了安全性，中国可以和欧元区、欧盟、IMF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框架下，设立欧洲银行业救助机制，由欧元区、IMF、中国等共同出资设立救援基金 ，采取股权和或债权等方式进行救助，同时由欧元区和IMF 担保中国资金的安全，这对于稳定欧洲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更加具有直接效益。
对于中国而言，救援欧洲的银行业优于救援债务危机本身。
二、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
1.借机实现国内战略和制度调整。
对于欧洲应该提出何种战略条件的要求，这个才是中国在准备援欧之前。刘作奎认为可能的方向是在承认全面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国际间的摩擦上做文章是比较可能的方向，更为可能的方式是让欧洲首先放出让步信号，中国展开援助才有意义。
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和经历并不少，无论是冷战时代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有抗美援朝、对越南和朝鲜大规模援助的经历，也有改革开放之后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但是对于发达地区援助经验是缺乏的，特别是在参与处理经济危机方面是毫无经验的。此次援助发达地区，不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上的回报，更多的是为了获得国际市场支配能力的回报。一个可能的方向，就像先前所提到的，中国可以效法美国当年通过实行马歇尔计划来确立美元在国际清算收支领域的领导地位，用人民币参与欧洲债务的处理，以此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职能。 不过中国能否实现这样的战略预期还不置可否。 人民币目前依旧是金融锁国的政策，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继续 ，但目前仍属于不可兑换的货币，导致了以人民币来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处理实现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推动，更多的需要在商业领域内被广泛接受 ，如果没有商业领域内人民币的自由流通，单纯依靠政府推动基本是无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预期的。
不过，倘若抛开可行性不谈，这个建议是很有意义的。 可以想象，中国用人民币援助欧洲，要求其接受人民币的话，中国就能进行相应的国内政策调整，从而形成相应的市场机制，已达到让人民币资金发挥相关的作用的目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开展并利用马歇尔计划， 除了当时欧洲国家的危机为其提供有利条件外，其内在条件是美国国内的金融业基础稳定开放的———美元的自由流动、自由兑换，证券市场开放安全，这些国内机制与马歇尔计划援欧相辅相成。 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内基础，但是战略机遇不可错过。 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人民币援欧的机会，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开放。 一旦人民币顺利进入发达地区，能起到刺激国内金融市场能进一步和国际金融市场整合的积极作用。 倘若放弃或错失这样的机遇，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机会，同时也会错过深化国内金融改革的机会。
故而对于中国而言，恰当地运用这次援助欧洲的机会，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其实是较好的选择。就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而言，国内金融改革和国际化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不可偏废。充分抓住国际战略机遇调整国内的发展战略，利用欧洲资金匮乏，大胆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加强国内制度改进。必须明确，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之时，欧盟亟须外来资金援助，美国忙于自救无暇插手的条件下，主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中。 如果错过时机，等到全球经济恢复，美欧元气恢复，再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受到更多的约束。到时如果再开展人民币国际化就相当被动，无法自主根据需要调整国内各项金融措施，而可能更多要看他人的脸色行事。 1980年代后期，日本在自身泡沫经济高企、欧美经济波动之时未能抓住机会，拖延日元国际化，同时也没能及时改革国内金融体系。最终泡沫经济崩溃，欧美复兴之时，被迫按照别国要求开展金融改革，丧失主动权。 我们要将此作为前车之鉴，引以为戒。
2.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化。
一直以来，对我国GDP 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就是出口。虽然巨大的贸易顺差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提高，但同时中国迫切需要确立更多元化的经济增长结构，以应对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全球经济微弱复苏带来的挑战。
外需的下滑，就更需要用内需的扩大来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调整国内消费和出口各自占GDP 的比例。 要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在建续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引导和规范。
中国作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是两个比较大的风险。 而这些风险迫使我国调整诸多国内政策，包括更多地使用货币政策应对当下经济变化，运用财政政策着眼于更加长远的经济规划（陈建兰、刘炳延，2010）。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的原因主要在于廉价的资金成本、商业扩张和消费信心。 尽管在今后两年，我国协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但为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是时候该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了。
3.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扩大对欧洲的投资对欧洲经济的复苏伸出援手，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服欧洲国家领导人以战略眼光看待中欧关系，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要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在 2001年加入WTO 的时候，议定书第十五条将中国有条件地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长达 15 年。虽然再过 4 年中国可以自然而然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这个约束已经并会在接下来四年内继续给中国至少带来三大负面影响。
首先，它导致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劣势的地位，并成为我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 在涉及到我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一些世贸组织成员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搞贸易保护主义， 他们采用最多的手段就是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他们不是看中国的企业在生产、销售中有无政府补贴，而是选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替代国来比较。这种做法使中国企业在应诉部分国家反倾销调查中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原告国拿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去裁决中国企业进行了倾销，处以高关税或其他方面的保护措施，使中国产品不得不退出当地市场。 20世纪90 年代， 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但当时新加坡光劳动力成本就高出中国20 多倍，中国的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其次，因为中国企业要胜诉很困难，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WTO 成员对我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却狠狠打击了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在中国方面的持续交涉和抗议下相关国家对中国做出一些让步，但总体效果仍然不理想。
再次，非市场经济地位否认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使许多国家对我国产品存在偏见，对于改善中国的外贸环境、保证中国正常的外贸出口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如果中国被给予市场经济地位，其他国家在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就必须从中国产品在国内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其正常价格，而不是采用与中国综合国力毫不相关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美国和欧盟等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利剑”，就会失去昔日的强大杀伤力。
三、结论。
持续至今的欧债危机使一个又一个欧元区国家陷入泥潭，欧洲经济不容乐观，欧元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无论是从中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所处的大国地位上来看，还是从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出发，我国都无法置身其外。 中国将继续成为是国际社会支持欧洲克服危机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从战略角度出发也希望欧方为中欧扩大互利合作，特别是为吸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创造良好氛围。
我国的援助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在参与救助之前必须清楚认识到我国自身的定位和原则，能获得的战略收益，比如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等。 除此之外，我国还要通过扩大内需以及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来使欧债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保证国内经济平稳有序发展。
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实体经济实力雄厚 ，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担当不起拯救欧洲的重任 ，我国能做的是建立起与欧洲国家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伙伴，帮助欧洲经济走上正轨。 中国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信心，也相信欧洲有智慧、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注释：①此为李稻葵在 2011 年 11 月 15 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发表的看法。 李稻葵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