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出现连年下降，从而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出现连续4年的持续下降。1997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据当年农村住户调查的资料反映，1998年农民出售的15种主要农产品中有12个品种的价格下降，而肉类价格跌幅最大，达12.7%。1999年情况更加严峻，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创改革以来最大跌幅。统计的11种主要农产品价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类农产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从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所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农产品价格虽然略有好转但尚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价格下降的颓势。
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
表1 1994~2000年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年=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淘汰过剩的和低品质的、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农产品生产。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的过剩将是难以扭转。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下跌，就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所造成的，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过低的缘故。据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不足0.04，意味着在此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陈锡文，2002）。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1999年人均购买粮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鲜菜下降4公斤多，猪肉下降近2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考虑到3亿多城镇人口中还有大约1亿多非农业人口是生活在县和县以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励农民进行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当前农产品的过剩是商品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是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所致。 （二）众多乡村人口与农民收入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在“九五”后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统计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1.2%，是纯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338元，则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达103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工资和非农经营收入的增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08.3%。通过上述对农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尽管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回升，达到了4.2%的增长速度，但是收入的来源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显然，众多的乡村人口是当前农民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而大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或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将是一对很大的矛盾。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以使其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已经不会成为常态（陈剑波，2001）。
此外，长期维持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对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更加复杂，比如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的问题、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如此巨大的农业部门相比还很不相称。显然这与能够消费农产品制成品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等等，显然解决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表2 国有银行存贷款占全国的比致
注：国有银行包括：政策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年。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