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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社会文化根源_马克思主义论文

论文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不详    论文栏目:马克思主义论文    收藏本页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它是西方社会一些有 识之士在认识上觉醒的体现,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的结果,更是现代 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关 键 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而对于一些深刻的和带有很强现实色彩的理 论来说,这个过程则更为漫长。最近几十年西方人(尤其是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 于马克思主义逐渐清晰进而至于谨慎的认同,就是认识论理论的绝佳范例,同时也是资 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使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重新受到一定重视和理解,是 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在经历反复后具有的进步的发展的性质的表现。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在漫长的认识史中,某种真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曲折历程,并且还需要为此 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在艰苦的积累下和相当幸运的时机中,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那些 事后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才会把握日渐显明的历史昭示。其实不仅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的学者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觉醒”过程,就连我们这些搞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的 人也并非真正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承认这一点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 ,但承认这一点乃是我们分析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逻 辑前提和参照。邓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惟富有大 无畏的气概和坦荡的胸襟——这是一个清醒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同 时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刻洞察力。他的现实主义论断给我们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 热”提供了理论基调,即,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而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热” 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首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由 此而来的思想魅力。从认识上说,文化要发展,就得先继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批判性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西方数千年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德 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德国理论界都把黑格尔视为一条“死狗”,黑格尔 哲学成为了哲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固然美仑美奂、精致优雅、滴水 不漏,但它却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使人凄然落泪和奋然兴起的永 垂不朽的哲学固然很好,但是一座建立在沙土和泥浆上的纪念物又有什么用处呢?”[2] (P15)但是,马克思却在他彪炳千古的《资本论》中表达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情怀 和宽阔胸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 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P24)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乃 至整个人类文明优秀的继承者,自然有其无穷的思想魅力,能在理论上吸引并征服从“ 冷战”思维中清醒过来的人。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还源自其创始人——马克思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西 方人逐渐认识到这位充满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伟人所具有的高尚气节,为了使千千万 万的普通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尘世中的幸福奉献出来。犹如20世纪科 学史上一些科学家对刚刚诞生的“相对论”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认识过程一样,那些尚不 理解相对论的科学家说:“我们虽然不懂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因此我们相信 相对论肯定是对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公民们也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们 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伟大的人格已经足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性与可行性。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 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4](P1 09)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而最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或觉醒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的文学家伯尔(Henrich  B@①ll)。他在1961年这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发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感想,他说:“一部进 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 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 通常所具有的蔑视。”[5](P60)伯尔所说的忘恩负义便是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对马克思 的遗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在伯尔看来,当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体现在人们对 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有感激之情,但是他说:“须知:没有工人运 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 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 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会让的。”[5](P60)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 还要为8小时工作制、甚至在上班时间稍微坐一下的权利而斗争。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在 工作时数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功劳。 他们知道,以前的对抗态度无非是一种“愚蠢、无知”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和知 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因此作为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精当理解的结果 ,并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复兴热的影响下,来自全 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于1998年5月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此后,还在世界各 地采取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他们看来:“这本小册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建 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 解放,拨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弦,展示了从深层震撼历史发展的魅力。……这是一次 重新认识该书现代意义的机会。”[6](P153-154)同时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重新认识和接 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良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过去仇恨共产主义的人大多已经 成熟,并且反过头来努力为苏联祝福。”[7](P212)这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一 种总体上的思想倾向——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觉醒是被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深刻危机所触 发,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深刻和睿智,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热 ”。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去借贷理论成果,甚至公开卖弄起 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思想,争相以“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自我标榜。
  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许多反传统的急先锋从精疲 力尽的“解构”游戏中“寻根”归来,厌恶了无聊的现实,而逐渐认识到当今西方的生 存境遇,体会到深深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精神文化上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于是人 们不得不追问:“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 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8](P132)资本主义 的文化矛盾与来自现代社会本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即,今天的社会结构(技 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 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 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的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 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所以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 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8](P102)西方学者 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 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 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8](P53)人们相信,现代人 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仿佛如艾略特所说的“荒原”。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 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 结束。
  实际上这些境况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地论述过,马克思的确是资本主义 制度最优秀的“医生”或批判者。因此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极右势力颇多瓜葛的学 者也依然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当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 无家可归状态”时,他把马克思同自己的老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萨特的思想作了一种有 趣的比较。海德格尔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 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 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 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9](P383)美国 解构主义创始人、“耶鲁四人帮”之首的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谈到文学的意识 形态功能时责备那些害怕意识形态的人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许多客观公正的、平和公允的西方思想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的胸怀、 普渡众生的品质以及批判现实的勇气。在思想、政治、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面前, 他们不胜感慨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尤其难得的是,马 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荒芜贫瘠与黑暗疯狂的道路,而现代人(几乎随便什么 理论家)却过早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在灾难的洪流面前呆若木鸡束手无策。比如处在期 待中绝望与绝望中期待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便是如此,最后他干脆把一切交付给了上帝, 他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唯一的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 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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